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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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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蔡继刚是在从长沙到衡阳的路上听说长沙失守的消息,他不为所动,继续赶路,这一切早在预料中,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蔡继刚心说了,照这种打法,恐怕哪座城市也守不住。

    衡阳距长沙大约180公里,一条窄窄的、砂石铺就的低等级公路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。第九战区长官部为蔡继刚配备了一台美制吉普车,除了副官沈光亚,还有两个临时派来的卫士,都拥挤在这辆中型吉普车上。

    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,吉普车在人流中艰难缓慢地爬行,司机拼命按着喇叭,希望人群能自动让出一条路,而逃难的人群可不管蔡继刚是不是将军,他们面无表情,麻木、机械地迈着步子,缓慢地走着,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。

    蔡继刚透过车窗,观察着公路两侧的地形。这一带多是平原和丘陵,从军事角度上看,似乎无险可守。不过现在考虑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,蔡继刚一路走来,竟然没看见一处布防的设施,没有军队,没有防坦克壕,也没有任何永久或暂时的防御工事,甚至连公路都没有破坏。从株洲到衡阳只有一百三十多公里,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四五个小时就能赶到。看来蔡继刚在战前向薛岳提出层层设防的建议都成了废话,这位一级上将的脑子里全是他关于保卫长沙的“天炉战法”,超出这个框架的问题完全不予考虑。

    横山勇和薛岳都属于优秀将领,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胸中战略格局的大小与化解危机的应变能力。薛岳以长沙为中心战场,搞了一个烧煤球的炉子;而横山勇则以半个中国为战场,做了个足以把煤球炉放进去的大锅炉。两人相比,横山勇显然是略胜一筹。

    蔡继刚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,日军第68师团和116师团在长沙郊外虚晃一枪绕城南下,目前这两个师团已经到达了株洲。横山勇当然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,他们没有立刻向衡阳发起攻击,完全是因为后勤补给出现问题,可以肯定的是,一旦这两个师团得到补充,横山勇就不会再耽误时间了,他会刻不容缓地向衡阳发起进攻。

    如此说来,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还算有运气,如果不是日军补给出现问题,他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防御,真乃不幸中的万幸。

    蔡继刚正想着,只听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沈光亚大喊一声:“敌机!”司机猛地将吉普车拐下路基,冲到路边的几棵大树下,蔡继刚拉开车门跳出车外,立刻被沈光亚扑倒在地上……

    两架日本中岛一式战斗机一前一后超低空从公路上空掠过,机腹下喷吐着火光,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公路上,溅起半米高的砂石泥土。公路上的难民可没有司机这么好的军事素养,他们在猝不及防中被弹雨打得血肉横飞,公路上瞬间变成了屠宰场,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,路面溅满了鲜血。

    那两架日本战斗机兜了个圈子又飞回来,准备第二次俯冲。蔡继刚辨认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徽记,这种被称为“隼”二型的战斗机是日本中岛航空制造公司在战时生产批量最大的飞机,其外形很像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,弟弟蔡继恒说过,“隼”式战斗机的作战性能还可以,但它的火力一般,只有两挺12.7毫米机枪,没有航炮,在空战中显得火力不足,但对付地面部队是足够了。蔡继刚目测着飞机的高度和速度,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,这两个日军飞行员在杀人取乐,他们明明知道公路上是手无寸铁的难民,却仍然残忍地向平民发起攻击。

    “这两个浑蛋!”蔡继刚从吉普车上拿出***,把子弹推上膛,朝挂着***的沈光亚和卫士吼道,“飞机又过来了,都给我开火揍它!记住,打提前量,让它自己撞上火网。”

    转眼间飞机又临空了,日军战斗机的机枪吼叫起来,子弹把路面打得飞沙走石……蔡继刚已经算好提前量,对准飞机的航路提前开了火。四支***组成的火网显得很单薄,但蔡继刚知道,它一定会撞上火网,因为飞机已经进入俯冲,离地面高度只有不到50米,来不及改变航线了。

    果然,第一架飞机一头撞进火网,蔡继刚甚至可以看见子弹击中飞机腹部腾起的细细白雾,日军战斗机上的大口径机枪声戛然而止,飞机的尾部拉出一丝细细的、灰白色的尾迹……

    “打中啦!”沈光亚和卫士们欢呼起来。

    蔡继刚追随着飞机坚持打完**里最后一颗子弹,直到***空仓挂机。

    那架日军战斗机显然是受了伤,它勉强拉起了高度,但已经无法保持水平飞行,像风筝一样忽高忽低,转眼消失在视野里……

    蔡继刚估计,刚才的射击有可能打坏了飞机的油路管线,因为“隼”式战斗机装备了防护装甲和自封油箱,一般情况下靠轻武器很难击伤它,这次不过是凑巧罢了。蔡继刚估算了一下日军飞机的作战半径,这些飞机应该是从武汉附近的野战机场起飞的,因为目前日军还没来得及在长沙附近建立机场。这架受伤的飞机恐怕会在半途中掉下来,飞行员就算是迫降也是九死一生,湘鄂地区到处是水田和丘陵,想找一块干燥的平地可不大容易,让这浑蛋去死吧!蔡继刚心里咒骂着上了车,继续向衡阳赶路。

    长沙的失守使蒋介石大动肝火,他没有想到,这座坚守了将近七年的省会城市,居然才抵抗了五天就丢掉了,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

    蒋介石正在大发雷霆时,又接到第六战区24集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电话。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,也是蒋介石比较喜欢的弟子,只有他和少数的几个黄埔弟子有这种特权,可以直接给老爷子打电话。

    王耀武和赵子立私交不错,他一直记着赵子立托付自己的事。此时他在电话里汇报说:“校长,我奉命增援长沙,不料在益阳被日军的优势兵力堵住,现在正在僵持中。在这之前,我曾打电话到长沙找参谋长赵子立请求任务,赵子立说在长沙守城问题上,他和张德能军长有很大分歧,张军长固执己见,拒绝接受赵子立的意见,硬是将主力置于城内,致使长沙失守。赵子立说,希望学生能把这情况报告给校长,他身为战区参谋长,不能履行职权,也无权指挥守军作战,辜负了校长的栽培,他很惭愧!”

    蒋介石一听这些,火又撞上脑门,他挂上电话,命令给九战区发电报:“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立即回重庆,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。”

    委员长动了雷霆之怒,赵子立和张德能哪敢怠慢?两人诚惶诚恐地赶到陪都重庆,刚下了飞机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来的宪兵逮捕。蒋介石的怒火仍没有平息,长沙失守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,选择谁当这个倒霉蛋呢?

    没过几天,军事法庭就开庭了,赵子立事先打出的电话终于收到效果。军事法庭认为:在长沙作战中,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被第4军军长张德能架空,未能行使指挥权,因此赵子立不负长沙失守之责任,予以无罪释放。

    既然赵子立被宣布无罪,那么有罪的就只有张德能了,于是长沙失守的责任便理所当然地落在倒霉的张德能头上。军事法庭的结论是:第4军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,临阵脱逃,对长沙失守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,罪不可恕,对第4军军长张德能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!

    当张德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第九战区各级指挥部时,军官们都面面相觑,噤若寒蝉。在衡阳督战的蔡继刚也吃了一惊,他没想到张德能会判死刑。平心而论,张德能不听劝阻,刚愎自用,一意孤行,导致指挥上严重失误,这是没有异议的,但这只是犯了战术上的严重错误,罪不该死。听90师逃出来的官兵说,张德能在102师撤走后,仍然和90师残余的部队坚守在岳麓山阵地,直到大势已去,岳麓山主峰已被占领的情况下才突围撤离。

    军事法庭的结论实在不靠谱,如果他真的要临阵脱逃,当初就随着102师向南跑了,何必还进入炮火连天的岳麓山阵地,坚守到最后一刻?

    张德能的死,让整个第九战区,尤其是第4军的官兵们备感心寒。如果张德能都被判了死刑,那么在豫中会战中损兵折将、临阵脱逃的蒋鼎文又该当何罪?张德能的罪过难道比蒋鼎文还大?事实上,蒋鼎文只被撤职了事,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。

    蒋委员长的脾气谁也说不清,这位老爷子有时很情绪化,他心情的好坏经常影响决策,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,让部下们毫无规律可循。比如同样是守城失败,指挥官带残兵突围而出,守洛阳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: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,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,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,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,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,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,实在让人胆战心惊。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,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。

    蒋介石虽贵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,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秀军事家,说他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倒是没有异议。他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与他所受到的军事教育有关。蒋介石20岁才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,起步本来就晚了些,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,这个振武学校是有些名堂的,它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,初期修业1年3个月,后来延长至3年,毕业后可先下部队见习,再入正式陆军士官学校。

    这就有些问题了,学了三年才混个能入士官学校学习的资格,要是按部就班熬着,这得哪年才能出头?当然,这所振武学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,譬如第一期的蔡锷、第三期的陈独秀、第四期的吴玉章、第五期的孙传芳、第六期的阎锡山等人,都是蒋介石的高年级校友。尽管这些校友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,但如果不继续深造,只有三年的初级军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将的。

    话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,众所周知,士官的军衔已经很低了,我们未来的中国军队统帅却连士官都没混上,只混了个士官候补生,这真是件令人懊丧的事。

    1911年武昌起义后,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,在沪军部当上团长。蒋介石运气很好,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,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,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。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,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,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,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,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。因此,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,一跃而起成了团长,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,这一年,蒋介石才24岁。

    如此说来,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,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,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,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。

    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,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。他经常事必躬亲,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,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,敢怒不敢言。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:“委员长每好亲拟电,亲笔信,或亲自电话,细碎指示,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,均为详及。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,亦乐于奉行,致责任有所诿谢,结果,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。因委员长之要求,即本部指导者,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。”

    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,高级将领们都熟悉,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,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,如果是“中正手启”,那是要特别注意的;如果是“中正侍参”(侍从室主办),那也要重视;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,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。因此,军令部、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,有时为求命令有效,也都要用“中正手启”名义发电报,弄得下级真假难辨。

    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,在战争中弊端甚多,但无人敢谏,毕竟他是最高统帅,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?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,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,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,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,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。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,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,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,因此,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。

    长沙失守,衡阳告急,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。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,它既是粤汉、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,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,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,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。

    还有个要命的问题,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,衡阳机场一旦丢失,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。

    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。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,依靠这两条大河,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,没有这些粮食,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。

    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,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。如果衡阳失守,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,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。反过来说,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,就会给他们“以战养战”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,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,衡阳是不能丢的。

    蒋介石为确保衡阳,开始排兵布阵了,他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“中间堵、两边夹”的战略计划。所谓“中间堵”,是计划将欧震的第37军和暂编2军放在中路进行阻击;而“两边夹”是由湘江东岸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、湘江西岸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和第4军的一部,形成两大集团对击夹攻之势,斩断向南进攻之敌。

    蒋介石的计划堪称完美,但毕竟只是个计划,问题是,他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在哪里。实际上,经过长沙会战,准备实施“天炉战法”的各集团军已被打成一盘散沙,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被堵在湘北益阳,其他各集团军有的被赶得远远的,还有的部队在江西边境乱窜,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联系不上,就更谈不上收拢部队了。

    焦头烂额的薛岳直到6月23日才和各部队取得联系,下达了指令,准备执行蒋委员长的作战计划。

    然而战场形势突然大变,中国军队的补救行动为时已迟,太晚了!

    现在衡阳还处在大战之前的平静中。这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市,它连接着皖浙赣的第三战区,关系着保卫闽粤的第七战区;它又担负着湖南的第九战区、第五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连通与屏障作用;衡阳机场又是东南方赣州、建瓯、浙南机场与大西南空军基地的中转联络站,是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,随着战线的南移,衡阳机场成为争夺长江流域制空权的前出基地,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。

    衡阳以前只是个县城,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。1941年12月,经国民**批准,以衡阳督察区治、衡阳县城为主体,加上衡阳县城郊成立衡阳市。

    战争爆发以来,战事一直在长沙以北进行,地处湘南的交通要道衡阳相对稳定,所以大批从北方、长江流域等沦陷区逃难来的人就留在此地落脚谋生了。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有钱的工商业主,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。由于资金的迅速集中,战时的衡阳经济便畸形发展起来,郊外的花园别墅、市区的商场高楼、江边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
    到1943年底,衡阳成了一个颇具规模、工商业发达的城市,全市工商企业多达八千多户,单银行就有32家,工业总产值达18亿多元。

    1944年的衡阳是个繁华之城,市场繁荣,工业生产兴旺,铁路、公路、水运畅通,大批从沦陷区逃离的文人墨客为衡阳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,这个城市迎来了文化艺术、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。随着美国空军人员进驻衡阳机场,好莱坞电影、可口可乐、口香糖等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也融入了衡阳市民的文化生活。入夜,城区的大街小巷,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幻闪烁,鳞次栉比的酒吧间里灯红酒绿,歌舞升平,呈现出一派畸形的浮华奢靡。大后方的人们鉴于此地之奢华,又将衡阳称之为“小南京”。

    没有人能想象,巨大的血光之灾已经逼近衡阳,这个繁华之城马上就要陷于血与火之中。

    刚刚被解职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正在城市南郊黄茶岭自己的寓所里,他今天心情不错,便吩咐佣人准备笔墨。方先觉喜欢书法,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,他有兴致时,经常写些旧体诗或临帖练字以自娱。

    方先觉是那种很招女人喜欢的强悍男人,他有着1.80米的身高,强壮魁梧,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,目光中充满机警和自信,两片略厚的嘴唇常常紧闭着,显现出一种很独特的冷峻。

    方先觉点燃一支香烟,静静地坐在椅子上,看着佣人在研墨。

    和大部分中央军将领一样,方先觉也是黄埔生,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。抗战爆发之前,方先觉的升迁速度并不快,不过是在李玉堂的第3师补充团里当个中校团副,直到淞沪会战时才当上团长。战争爆发为方先觉提供了升迁的机会,到了1938年10月,方先觉已经是预备第10师的少将副师长了。若不是战争原因,一个才从军12年、年龄仅仅33岁的人,无论如何是当不上将军的。

    当然,方先觉成为将军后也并非一帆风顺,其中也有误解和委屈,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第二次长沙会战时,身为预备10师师长的方先觉差点被蒋介石枪毙。当时预备10师奉命从株洲向湘北移动,途中与日军遭遇,方先觉仓促应战,血战一天,最终还是顶不住退了下来。在战后的检讨会上,蒋介石动了杀机,要拿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开刀。幸亏天无绝人之路,友军送上一份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,图上标明,与预10师交战的日军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,蒋介石这才转怒为喜:“唔,预10师打得还是不错的,敌人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,就是铜墙铁壁,也难以阻挡敌军前进,能抵抗一天,还算不错。”

    这份作战地图来得正是时候,就在蒋委员长要杀人时来了,于是化险为夷。蒋介石认为预10师打不过敌人四个师团是合理的,所以方先觉不但没被杀头,还得到口头表扬,这就是运气。其实方先觉心里明白,别说敌人是四个师团,就是半个师团,预10师也照样顶不住,中日两军作战实力的悬殊是明摆着的。

    第三次长沙会战后,方先觉靠战功升任第10军中将军长,这一年他才37岁。方先觉对得起蒋委员长给的两颗金星,在1943年10月的常德会战中,第10军的名声达到了顶峰。

    常德会战中,第10军奉命由长沙驰援常德,因地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,部队难以机动,方先觉命令预10师师长孙明瑾先行夺取资江南岸江堤。孙明瑾明知敌兵力强大,并且对岸已构筑桥头堡火力网,这时渡河作战实为兵家大忌,但军令如山倒,孙明瑾没有犹豫,毅然渡河强攻,在接连五次进攻失败后,亲率敢死队渡河冲锋,终于夺取日军桥头堡,孙明瑾也在冲上江堤时英勇殉国。预10师攻占江堤后,战场局势为之改观,随后第10军所属第3师成功占领德山,接应余程万57师残部突出包围圈,立下大功。

    此战第10军名声大噪,家喻户晓,方先觉自然声誉倍增,被蒋介石召见数次并特送一匾,题词“忠义表天地”。方先觉在重庆一时炙手可热成了“明星”。这也使其他嫡系将领面露羡慕之色。党国要员陈立夫、张群、孔祥熙、李济深等人纷纷宴请方先觉,陈诚和何应钦都向方先觉伸出橄榄枝,想把他拉入自己派系,为此还展开了公开争夺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,方先觉也成了重庆名媛贵妇们的英雄偶像,各种圈子的沙龙都以能邀请到方先觉为荣。身材高大、相貌英俊的方先觉在形象上也并不辜负“英雄”二字,这位38岁的中将军长理所当然地成了名媛贵妇们的梦中情人。

    方先觉不是圣人,在巨大的荣誉光环下,不免有些飘飘然,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战无不胜的“军神”,行为举止也渐显趾高气扬,最后发展到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看不上眼了,有些命令执行起来大打折扣。

    薛岳是何等人物,他几时受过这等气?在他眼里,方先觉不过是个小字辈。北伐初期薛岳当第1师少将师长时,方先觉还刚从黄埔军校出来,因殴打贪污的军需官受了处分,连毕业证都没拿到,只在第3师当了个少尉见习官。那是1926年的事,一个少将和一个见习少尉,两人的资历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军队就是这样,讲的就是个资历,方先觉就算再不服气,也绝非老谋深算的薛岳之对手。

    碍于方先觉的巨大名声,薛岳当然不能明着给他小鞋穿,对九战区的这位英雄,表面上的礼数还是要尽到的。薛岳的办法很简单,你一个方先觉有多大能耐?还不是因为有了第10军,才有了你方先觉的舞台?如果失去了第10军,你方先觉屁也不是。薛岳对付方先觉用的是最传统的方式:给第10军掺沙子。他先是把自己的广东老乡容有略派到第10军当参谋长;第190师师长空缺后,又点名要容有略接任190师师长。

    容有略也是个人物,他年龄虽比方先觉小一岁,但他是黄埔一期生,是方先觉的高年级校友。容有略毕业后在军界混得有声有色,27岁即获陆军少将衔,在黄埔一期同学中被誉为“少年将军”。抗战爆发后,容有略被调到陆军大学任将官班学员队长。1940年以后任军事委员会参议、第九战区干训团大队长。因为没有带兵打仗,必然影响其职务的升迁,如今黄埔一期生容有略成了黄埔三期生方先觉的下级。

    方先觉对薛岳的小动作洞若观火。他不动声色地略施小计,把第190师调整为后调师,所谓后调,即将该师现有兵员全部分拨给第3师和预备第10师,仅保留班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和业务技术人员,开到指定地域去接受新兵,加以训练,期满归建。方先觉这一招很有效,容有略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,职务是师长,可手下没有兵,整个被架空了。

    容有略被架空后,方先觉干脆三下五除二,把薛岳安插在第10军里的一些校官撤职的撤职,挤走的挤走,第10军转眼之间又变成了铁板一块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,薛岳可真动怒了,看来是自己走了眼,以前还真小瞧了这位晚辈,这个方先觉是被重庆那些大员们惯坏了,居然敢和战区司令长官叫板,这还了得?不收拾他一下,今后九战区是没法管了。

    薛岳毕竟是军界重量级人物,他有随时觐见蒋介石的特权,薛岳的话蒋介石不能不重视。他认为,方先觉自恃有战功,谁也不放在眼里,第九战区没有人能指挥他。另外,方先觉还有克扣军饷、虐待士兵、残害百姓、任用私人、心存异志等问题。蒋介石当然是明白人,薛岳反映的问题,他不会全信,将帅不和是国军队伍里常见的事,双方出于私人恩怨,都会不遗余力地诋毁对方,而作为领袖的蒋介石是个搞平衡的大师,他始终认为下属之间有矛盾也是好事,要是没有任何矛盾,下属之间相互吹捧,那倒要出乱子了。因此,蒋介石对打小报告的人并不反感,他自有能力去化解这些矛盾。

    蒋介石认为,此时正是用人之际,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当然要比一个军长重要,况且薛岳这个战区司令还是屡建战功、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级上将,蒋介石当然要给他面子,为了战争大局,宁可让方先觉受些委屈。

    于是突然有一天,方先觉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:免去方先觉第10军军长职务,调任军委会高级参议,由方日英接任第10军军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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